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
添加时间：2021-01-25 20:42:51 浏览：2752
我国的外语教育内中有外，是内生还是外来，一直是个悬置问题，表现在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关系上，就是不能执两用中。一方面，在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学实践中，国家意识缺席，中华文化赤字；另一方面，西方理论和模式一直主导着外语学术生产和人才培养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外语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我们的“脚”的确迈进了国际体系，但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等诸多“头脑”领域从未进入世界知识体系，以至面对中美两国贸易冲突等国别关系事件，外语界基本上置身事外，集体失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果还是一味沉湎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而不能自醒和自拔，无异于心甘情愿地构建 外语教育的转基因工程。 语言是符号体系，给大千世界贴上原本不具有的各种标签；语言又是文化纪念碑，赋予人间万象本身并不存在的各种意义。所以，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接触，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如果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就是福柯所谓的权力和政治。历史上，基督教是第一个拒绝他者文化并以精神征服为己任的文化；英语是第一个在世界上享有语言与文化统治地位的语言，现代以来的世界传教运动和英语帝国主义运动深化了文化政治化。文化政治化是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各种文化之间不再是互相文化建构，而是互相政治博弈。现在再看中美两国的冲突，表面上是贸易战，实质上是两国关于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文化战，正如修昔底自己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本质视为斯巴达的贵族制与雅典的民主制之间的冲突一样。所以，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存在，文化因为占有、分享才有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天生就是权力的同谋。当文化被权力异化，文化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社会都是建立在文化权力化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就连西方标榜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权力的骗局，好像人人自由，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自由做成；好像事事民主，却没有什么人承担社会责任。对这些所谓的真理和价值，惟有以是否有益于安定而美好的生活准则去判断。由此可见，历史上各种宗教之争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文化之争，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 2017：372），这也符合哲学家南锡（2000：108）对冷战后主权变迁的预言：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取代战争这个概念，并同时取代政治及司法意义上的主权概念，但恰恰就在这个取代的中心，战争又卷土重来，虽然有人曾声称战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基于此，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看，外语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客观知识的学习活动，外语知识并非只是描述性和技术性的；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有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正是这些带有西方思想的外语知识参与了 的社会实践，建构着 的社会秩序，影响着 的社会发展。鉴于我国外语教育一直沉浸在“外来所有格”的办学事实，我们必须坚持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互为主体的外语教育原则（杨枫 2019：1），沈骑（2019：76）、陈新仁（2020：22），挖掘内生于 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构建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伟大蓝图。虽然我国的各级各类外语教学指南文件中也有“ 文化”“ 情怀”的表述，但是这些提法缺乏理性光辉和思想深度。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制度、文化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于海 2004：3），是对国家认知、认同和期待的概念集合。国家意识具有丰富而饱满的理论涵摄力，既可以统领外语学术生产和教学实践，也可以指导课程思政建设和立德树人工程。只有以 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为己任，才能在语言学习、文化比较上，互学互鉴，坚持 立场，讲好 故事，传播 文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建设。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刘禾 2014：6），迫切需要将国家意识纳入国家语言政策规划和外语教育改革实践。第一，在外语学术生产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自觉抵制西方文化认识论暴力，批判利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和范畴，通过以己化他达到化他为己，为新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外语教育实践，守好一段渠，耕好一畦田。第二，在外语人才培养方面，坚持“三为（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学习，一切为了成才）铸人”和“三全（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深化课程思政的国家意识本质，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培养具有国家意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互鉴能力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在外语教师发展方面，坚持“三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铸魂”和“三贵（贵新、贵精、贵实）铸教”；防范“他者殖民”，警惕“自我殖民”；加强知识转型和理论创新，通过重思 去理解西方，通过致敬西方去重构世界；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挖掘知识上的价值性；正确理解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伦理学意义上的知识与责任的关系，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工程师。
明代东林书院的一副对联很契合新时代 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理念和精神，就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参考文献
Jean-Luc Nancy. 2000. Being Singular Plural,trans. Robert D. Richardson and Anne E.O'Byne[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陈新仁.2020.高校外语教育中的全球视野与国家 意识[J]. 外语教学与研究（1）：22-24.
刘禾.2014.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世界秩序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塞缪尔•亨廷顿.2017.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沈骑.2019.新 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8-77.
杨枫.2019.高等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跨学科精神及应用理念[J].当代外语研究（2）：1-2.
于海.2004.民族精神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意识[J].思想理论教育（12）：3-9.